赵之谦的葫芦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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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6-08-23 10:52: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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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中国文化报

原标题:葫芦(国画) 22.4×31.5厘米 赵之谦 上海博物馆藏

  葫芦(国画) 22.4×31.5厘米 赵之谦 上海博物馆藏

  朱万章

  赵之谦(1829—1884)是诗人、金石学家,也是书法家、画家。他在绘画上被称为“前海派”的代表,在晚清海上画坛,独树一帜。杨逸曾在《海上墨林》中称其“山水花卉,古茂沉雄,戛戛独造”,是时人对其画艺的赞许。纵观其传世的数百件画作,无不以金石书法入画,画中所蕴含的诗文与金石之趣,诚非同时代其他画家所比拟。近日梳理其花卉蔬果题材画作,得葫芦画多帧,益见其迥异时流之处。

  究其实,连同葫芦画在内,赵之谦的花卉渊源可追溯至元明清各家。在其传世的数件葫芦画中,不仅可见其私淑前贤,更见其取法同侪,见贤思齐之笔。作于清咸丰九年(1859年)的《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》(上海博物馆藏),写牡丹、令箭、荷花、菊花、葫芦、梅竹、芙蓉、鸡冠花、桃花、水仙、罂粟花等十二种花果,据其题识可知,其画法分别取自陈洪绶(1599—1652)、恽寿平(1633—1690)、马元驭(1669—1722)、蒋廷锡(1669—1732)、李鱓(1686—1756)、李方膺(1695—1755)、张敔(1734—1803)、寄尘、任熊(1823—1857)诸家,可见其浸淫百家,熔铸一炉的艺术取向。其中《葫芦图》一开,所写葫芦为纺锤形,深绿色,当为盛夏时节之葫。旁有大片葫芦叶陪衬,而以墨线勾勒叶茎,以淡墨辅之;另有红色之南瓜花和大片墨叶相衬,颜色极富层次感,其视觉效果凸显,显现出不流于俗的清新之气。赵氏自题曰:“蓏有理,只依样。丁豹卿赠予任渭长画葫芦,戏作此并题,撝叔”,据此题可知,赵氏是仿任熊笔意所作。在此册的“梅竹”一开中,赵氏尚自题道:“此种画法非世眼所合,然实取章侯(陈洪绶)、寄尘、虬仲(李方膺)三家,神理合而拟之。此任渭长死,吾谁与语。”与任熊颇有伯牙遇钟子期之感。该图与任熊作于咸丰四年(1854年)的《花卉图卷》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亦有神似之处,足见其相互砥砺、互为影响的艺术情境。无独有偶,在时人周闲(1820—1875)作于同治六年(1867年)的《花果图册》(上海博物馆)中,也有一件《葫芦图》,其画法与赵氏葫芦极为相近,所写三只深黄色葫芦掩映于藤蔓粗叶中,其赋色、格调与赵氏相颉颃,或可证彼时“海派”之风,多有程式化倾向。赵之谦作此图时,年方三十一岁,是其早期画风的缩影。题识中“丁豹卿”即丁文蔚(1827—1890),字豹卿,号韵琴、蓝叔,浙江萧山人,曾官福建长乐知县,擅诗书画,绘画以花卉见长,取法陈道复、恽寿平诸家,与赵之谦、江湜(弢叔)并称“浙东三叔”。清咸丰九年(1859年),赵之谦曾为丁文蔚题《大碧山馆图》;在史乘中,亦有赵之谦和丁文蔚、万季湘、赵蕙、朱崇、万二、秦云、左芙江、刘学畬、钟石梧、陈谟、丁兑孚、张世统、丁颐寿十三家共同为祝椿年(荫庭)合作《活色生香图》卷的记载,当代及后世名流如谭泽闿、樊德光、张漱荃、周琪、何嘉、汪声远、蒋文达、汪锟等题咏殆遍,极一时之盛。据此可知丁文蔚为赵氏交游圈中的重要人物,此画即可印证此点。

  相比较其他花卉画而言,葫芦画在赵之谦传世作品中并不多见。吉林博物院所藏其《花卉图屏》是为芭蕉、菊花、荷花、葫芦合为四屏,其中《葫芦》一帧自署曰:“撝叔写此,略似大涤子”,虽然赵氏自称略似大涤子(石涛),但其画风实则还是恽南田没骨花卉一路,与任熊的花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;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大阪市立美术馆均藏其同治九年(1870年)十二月为“紫佩尊兄大人”所作的《果实图》四屏,分别写仙桃、葫芦剥瓜、榴芋和佛手,其中题《葫芦剥瓜》云:“实垂垂,悬清秋;千金直,在中流。撝叔作”,所写三只纺锤葫芦正面悬挂于藤蔓,而其他瓜果、藤萝衬托其后,其画意与小诗相映成趣,相得益彰。有意思的是,两套四屏画的题识、构图、尺寸甚至上款人都一样,显然属于双胞胎作品,应当至少有一套为赝品。据邹涛编《赵之谦年谱》载,两套作品均来源清晰,流传有序。到底孰真孰假,因笔者未见原迹,故未敢妄断,姑妄存此备考。

  在文献记载中,还可见赵之谦的其他葫芦画。《赵之谦集》中记载其《题葫芦图》:“葫里葫图,此之谓乎?旁人掩口笑葫芦。菉阶属,撝叔画。”其上款人周菉阶是田黄收藏家,与李鸿章兄子李经畲齐名,赵之谦曾在同治十一年(1872年)为其书篆额“一月得四十五日居”;而在《赵之谦年谱》中亦载:清光绪五年(1879年)五月十五日,“韩之求赵画不可得,六皆检出赵氏为其所作之《葫里葫图》轴赠之,属义赞题记”,未知“六皆”是否即为周菉阶,两书所载之画或为同一件,俟考。

  书画鉴定家张珩(1915—1963)在其《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》中也著录赵氏《葫芦图轴》,其出处源自《支那名画宝鉴》。现在虽然已无法确定此画是否流传于世,但从张珩的记载中可知其大致构图:“画葫芦三枚,深黄色、泼墨大叶衬托,尤觉劲艳,藤蔓及勾茎皆如作书”,这与常见的赵氏葫芦画以绿色大叶作衬景大异其趣。画上还录座右铭一句:“世事近来无大小,只须依样不须奇”,可知赵氏在写葫芦时有不同的艺术探索。张珩曾在谈及晚清画屏和画轴时曾说:“晚清多画屏,然欲四幅笔墨相副者至难,故每分拆其中佳者为轴,撝叔、伯年、昌硕之佳者,颇多自四幅或八幅屏中拆出者”,此幅即是从四屏中拆出。据《赵之谦年谱》载,清同治七年(1868年)九月三日,赵之谦为胡练溪作《花卉四屏》,其中一屏即为此《葫芦图轴》,另三屏分别题识曰:“粗枝大叶形绝奇,上有七尺珊瑚枝。凤凰归来食不足,朝阳梧桐长自疑。此余赪桐旧作,节取四句题之,撝叔”;“老圃秋容,黄花晚节,撝叔写意”;“画梅以赭和墨为之,乃冬心创格也,戏效其制,练溪吾兄同年属画,作此四帧,戊辰九月三日,撝叔”,据此可知三画应为梧桐、菊花和梅花。可惜四屏均已离散,且不知所终。

  在著录该画时,张珩继续写道:“撝叔花卉设色用笔一洗晚清纤琐习气,气势雄伟,此后昌硕、白石皆从此脱胎,各成面目,撝叔实启之也”,揭示出赵之谦绘画在十九世纪末期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,而其葫芦,则是其花卉蔬果题材的集大成者,以清新雅致的画风驰骋画坛,泽被后世。在赵之谦之后,上海的吴昌硕(1844—1927)和北京的齐白石(1864—1957)形成南北呼应之势,也都兼擅葫芦,其源头,也正在于此。

  (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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